從吉藏到法融：禪宗形成的側面──無情有性說之轉向與過程

Abstract

漢傳佛教之禪宗，向來被視為是佛教中國化（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）的一個代表性指標。而在過去主流的傳統禪宗史觀中，牛頭禪是被視為一個從禪宗正系四祖道信（580-651）分出的旁支，如忽滑谷快天、鈴木大拙等人皆持此說。但自胡適、宇井伯壽、關口真大與柳田聖山等學者對牛頭禪的重新研究與梳理後，此說法逐漸改觀，並重審牛頭禪在禪宗史的定位。後，印順法師提出牛頭開祖法融（594-657）才是中國禪的真正奠立者、是禪宗「中國化」的關鍵，並提及嘉祥吉藏（549-623）學說與牛頭法融的一脈相承，後來不乏學者繼之投入此議題。然而，以上的禪宗史建構大多不免落於佛教中國化的視角與研究觀點。在此筆者試圖跳開此一前理解（Pre-understanding），並以哲學的建構式詮釋（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）之進路重新構築前人所提及，但並未深入探究的「吉藏『草木有性』到法融『無情合道』」中的思想學說之變化與轉向。筆者以為，這段思想史的變遷可以更具體的指出禪宗哲學的思想源流及其過渡：(1)從三論教學之吉藏的「為何無情具有佛性」的核心問題，轉向為「如何合乎佛性」的議題；(2)從「有情成佛」到「無情成佛」的範式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；以及(3)吉藏學說的「形上理論」部份，由法融擷取，並重新創造「實踐理論」。